四中全会后“法治反腐”如何布局？

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，于XX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。10月25日，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。

举世瞩目的两次“重量级”会议，仅隔一天。

中央党校教授林喆等受访专家表示，四中全会之后立即举行中纪委全会符合“惯例”，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，其中不少议题都和当前反腐、治腐工作紧密相关。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紧随其后召开，有利于尽快“坐实”运用法治思维反腐的理念，推进十八大之后的铁腕反腐从“治标”向“治本”过渡。

　　公报关注党内法规建设

XX年1月22日，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，中共中央总书记xx提出，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，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，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，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。

一年过后，当“依法治国”成为本届四中全会的主题之时，反腐如何纳入法治化轨道再度成为舆论焦点。

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，报告明确，各级人大、政府、政协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的党组织要领导和监督本单位模范遵守宪法法律，坚决查处执法犯法、违法用权等行为。

此外，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，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也被提上日程。“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，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、从严治党落到实处，促进党员、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。”

这与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(XX~2017年)的思路不谋而合。

　　促党纪国法无缝衔接

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相继采取的反腐形式，福建省纪委原副书记张大共直言，大多党纪政纪缺少与其配套的具体规定，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。

四年前，我国首部反腐白皮书问世时，同样的问题也引起了反腐学者何增科的注意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何增科曾直言，大量的廉政法规表现为“严禁”或“不准”等禁止性规定，但对于由谁或什么机构来负责执行，缺乏明确的规定，对于违反禁令如何处理也缺乏具体的规定。

由此引发的直接后果是，廉政法规因缺乏可操作性而停留在纸面上。

多位受访学者表示，一些监督约束权力运行方面的法律法规，应该尽快提上日程。

　　反腐机构仍“多龙治水”

XX年发布的反腐白皮书首次明确，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职能机构，主要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、国家司法机关、政府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以及国家预防腐败局。“但是在实际运作中，各机构的协同配合还有点不尽如人意，存在"龙多不治水"的问题。”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焦利撰文指出。

党建专家黄苇町认为，检察机关是国家查处职务犯罪的专门机关，拥有其他部门所不具备的办案手段。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，如果介入过晚，可能造成当事人家属或其他同伙销毁证据、转移财产，从而错失最佳办案时机。

　　地方反腐立法先行“探路”

除了源头立法，不少学者提出，在认真研究国外境外反腐败法律、法规的基础上，启动综合性国家反腐败法的制定工作也“很有必要”。

去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首次公布“反腐立法时间表”。

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，必须坚持立法先行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伴随着去年8月我国首部预防腐败地方法规在广东省汕头市的实施，一场反腐立法的“探路”已在地方层面悄然铺开。

就在几天前，《广东省预防腐败条例(草案)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裸官不得“担任领导职务”、“领导干部按要求每年如实报告婚姻、房产等个人有关事项”也以法律的形式被进一步明确。